公共艺术雷人事件

　　2008年，天津新航站楼主题雕塑《飞翔》落成，48片不同颜色的羽毛组成3面风帆。有官员视察机场，不喜欢《飞翔》的颜色，当下命令拆掉。机场方面解释说颜色取材于杨柳青年画，官员答复：“我不喜欢杨柳青年画，马上拆掉！”

　　“我个人认为，公共艺术在中国不是美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在“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建设论坛”的主题演讲中提起这件往事。“在国外三十多万美元的立项说没就没了，这是要追究责任的。中国有些领导把公共空间看作自己家客厅，我需要就要，我不要就拆，这是中国公共艺术面临的最大困惑。”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品昌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中国公共艺术最根本问题还是领导一个人在拍板。另一方面，领导、老板们喜欢的，公众未必喜欢，结果往往也是拆。

　　这次论坛由文化部艺术司、福建省文化厅和漳州市政府联合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透露，文化部计划于2014年举办“首届全国公共艺术大展”。

　　近年来公共艺术越来越成为媒体、网络的热议焦点，而以非议较多。这些非议中夹杂着明显的“恶趣味”，却也不乏耐人寻味的内容。

　　乌鲁木齐“飞天女神”雕塑，高约18米，重40多吨，造价不详。网友称其体量巨大，丑陋吓人，旋即被拆除。又有人戏致悼词，称女神享年0岁。

　　四川省安岳县“柠檬仙女”现身街头，网友称其“高仿乌鲁木齐飞天女神”，是“魔女”。该雕塑头部尚未安装即拆除。

　　不久前，河南偃师龙华欢乐园惊现“大背头弥勒佛”。园方起初回应，“塑像以游乐园创始人为原型创作”，数日后又用帆布盖住了塑像，并对产生的不良影响表示歉意，宣布进行修整。

　　最新一起事件，是郑州一尊投资约1.2亿元、高达27米的宋庆龄塑像，尚未完工就被拆除。2011年这尊塑像就曾引起网络热议，有网友认为那是宋庆龄塑像，而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称“不是宋庆龄，而是黄河女儿”。如今雕像已被拆除，而河南宋基会在其官网、年报中均未披露。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问题的核心在于，空间的分配实际上是权力分配——立项建议是谁提出的？谁授权通过的？谁出的钱？为了让谁满意？什么样的空间是公共的？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创作谁说了算？

　　回顾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殷双喜教授把公共艺术分为纪念型、审美型和功能型三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纪念碑是政府投资的主要方向。这种纪念型的公共艺术直接图解政治，，展示立场，以教育和英雄崇拜为主旨。任何意识形态的政府都会大力支持纪念型的公共艺术，使之占据城市的重要空间和交通节点。西方公共艺术的显著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艺术审美、生活功能。这并不意味着“打倒纪念碑”，而是多种形式并存，但后者越来越多。

　　殷双喜展示了美国费城一幅大学生创作的壁画，内容是防治哮喘，功能相当于中国的卫生宣传画，但形式更加生动亲切。费城还通过壁画对老旧住宅进行改造，有栋大楼一面墙上画着老祖母缝制棉被，“这个题材跟英雄崇拜完全无关，但人情味十足”。

　　为两周的作品，讨论25年

　　柏林自由大学西本哈尔教授说，城市公共艺术这个概念的提出，至今只有四十余年历史。艺术民主化观念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促使早已存在的城市公共艺术开宗立派，并日益发展。

　　卡塞尔市的制高点上矗立着一尊18世纪建造的大力神像，被视为卡塞尔的守护神。“二战”中卡塞尔作为纳粹德国的坦克生产基地遭遇空袭，城市大面积破坏。战后，美国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克莱斯·奥登伯格在大力神像视线方向雕塑了一把铁镐，看起来就像大力神把那把铁镐扔到城市中一样。作品以此警醒卡塞尔市民，保护城市，远离战争。“这个例子展示了公共艺术作品如何与城市历史发生关联，并且成为城市历史的讲述者和建构者。”

　　卡塞尔最大的公共艺术作品是“七千棵橡树”，作者是德国著名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在1982年第7届卡塞尔文献展开幕当天，他种下了第一棵橡树，并打算在5年后第8届文献展开幕式上亲手种下7000棵橡树中的最后一棵。1986年博伊斯去世，他的儿子替他种下了第7000棵橡树，作品得以完成。橡树的生命周期长达800年，“七千棵橡树”使卡塞尔市有了一座可以生长的雕塑。

　　德国国会大厦见证了整个德国20世纪历史，标志着纳粹崛起的“国会纵火案”；1945年苏联士兵占领国会大厦，二战结束；国会大厦边的柏林墙，象征着德国的分裂和东西方冷战；今天重修后的国会大厦仍然是德国国会所在地。

　　1995年夏天，艺术家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夫妇用超过10万平方米镀铝防火聚丙烯面料以及1.5万米绳索，把国会大厦整个包裹起来。“这对艺术家夫妇的理念很特别，带有反资本主义特征。克里斯托说，它就在那里，没人可以占有它，没人可以购买它，没人可以收门票，没人可以控制它。这件作品不属于任何人，或者说它属于所有人，我们的作品探讨的是自由，而自由是一切占有诉求的敌人……”西本哈尔教授说，这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公共艺术项目。

　　比作品本身更说明问题的是它的讨论过程。这个项目的策划和准备时间长达25年，在这25年中，德国各界不断展开讨论：是否允许包裹国会大厦？这样的作为究竟算不算艺术？1995年国会投票决定接受这个行为，艺术战胜了政治。除了社会政治意义，“包裹国会大厦”对柏林市来说也是意外之喜，1995年短短的两周时间内，柏林迎来了数百万游客。“包裹国会大厦”成了柏林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城市营销，统一后的新柏林借此重又成为国际大都会。

　　“在德国，公共艺术其实是一个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交接点，这一点我相信对于中国也有一些启发意义。”西本哈尔教授在结语中说。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表示，中国不能永远走别人走过的路，中国的公共艺术如何与中国的城市建设找到内在的呼应，特别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