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记者站出事并不会引来人们多少惊讶的目光，因为早有耳闻，(文章来自活动策划公司、上海公关公司)，流窜于市井的普通诈骗犯都能以记者的身份骗吃骗喝，甚至敛财数百万，以记者站这一合法机构出面诈骗或从事其他非法谋利活动更具隐蔽性和欺诈性，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派出机构天高皇帝远，管理缺位，记者站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潇洒自如，为所欲为。

    由此笔者联想到此前审计署长李金华披露个别驻京办的不正之风。他说：“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驻京办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陆续从地方伸向权力中心的触角，由于体制灵活，行动自如，上可以通高官，见首长；下可以达百吏，越千障。没有行政辖区，却运动人财物的于股掌之间。没有七站八所，却能办妥若干难办之事。纵横开阖、潇潇洒洒。至于规则程序，“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部分驻京办一如双刃剑，一面沟通信息，开放窗口，连接都市，发展地方经济，而另一面打通关节，害人害已，成为“腐败病毒携带”者。

    如果说个别记者站是利用派出媒体的权威向基层单位和企业伸手或行骗，那么一些驻京办就是利用派出政府向上跑政策、要资金的迫切愿望而“跑部钱进”的。四川省某市一位驻京办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言：“我的工作就是将礼物不露痕迹地送到领导的手中。说到公关，就是对部委司局负责人的喜好了如指掌，再据此陪他们打牌、旅游、喝酒、听戏，或买字画、古玩。” 近年来在全国引起震荡的一些腐败大要案中，驻京办负责人的名字已时时出现其中——在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中，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原主任王福友因贪污、挪用公款、受贿三罪被判无期徒刑；成克杰案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副主任李一洪犯贿赂罪被查办；沈阳“慕马案”中，沈阳驻京办事处主任崔力大肆索贿钱财，贪污公款被惩处等等，不一而举。在个别记者站与驻京办所暴露出的问题中，所指向的对象方向相反，趋利方式不同，但根源一致，驻京办朝重权部委而去，为政策和利益而图，是对权力的投其所好，而记者站以知名度为诱饵、以曝光为要挟，从中骗钱牟利，是以权威媒体的名义出手的一次次“主动出击”。

    驻京办采取种种不择手段而趟出来的“上层路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某种意义上说，个别记者站的胡作非为就是对那些屡屡得手驻京办的一种效仿。纵观以上4起报社记者站记者涉嫌敲诈或诈骗案件，有的属报社违反新闻出版的有关管理规定，向记者站下达经营任务，导致记者站记者不择手段谋取利益，并涉嫌犯罪，造成恶劣影响；有的属报社用人不当、审核不严、监管不力，导致记者站记者涉嫌犯罪。问题出在记者站，根子却在应紧紧攥着“线”的派出媒体。无论是驻京办，还是记者站，作为这种方便工作联系的驻派形式，本身都没有过错，如何通过健全制度，将派出机构的管理权与驻地的监督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进而严格约束和规范派出机构的日常活动，应成为政府和媒体重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