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郭沫若诞辰50周年纪念活动在老舍等的具体安排下在重庆七星岗附近的天官府举行。前来庆贺的有党政军、知识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来宾不下千人。会场别出心裁，布置一新，各种贺诗、字画等给活动增添了许多光彩。

　　老舍以筹备组代表的名义作报告。他操一口标准的北京话，简要介绍了这次活动的宗旨、意义和内容。他说：这次纪念大会之前，重庆各界、各文化单位已先后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纪念性学术讨论会、诗歌会和文艺演出，许多报刊都发表了纪念性的文章和消息报道，可见各界人士对郭沫若先生的敬重和爱戴，今后，我们还要成立郭沫若研究会，认真研究郭沫若先生的生平和创作，还要成立郭沫若奖学金，以奖掖后学，把郭沫若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祝寿后的第二天，老舍和郭沫若又相见。在交谈中，老舍认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恐怕走到顶了，在戏剧创作方面大有潜力可挖，不妨试试，来个突破。后来，郭沫若写出了《屈原》、《虎符》、《孔雀胆》等名剧。

　　1942年的一天，重庆召开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主持人是老舍。但这一次，他遇到的情况却很糟糕。他刚一上台，宣布开会的语音未完，八九条非人似鬼的彪形大汉“噔噔噔”地一窝蜂拥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大叫大嚷，连推带搡地把老舍往台下面拉。老舍一脸怒气，瞪着大眼，嘴里不停地发出“嗯嗯”的声音。类似的情况，老舍在重庆时常会遇到。有一次，国民党的小人对老舍不满，当面口出秽语。老舍严词道：我是中国人，我爱国，我要抗战，我没有错。老舍总以抗战第一，以大局为重，既坚持原则，又不卑不亢，，为人心怀宽广，气度大量，能装下事，使那些搞诡计的人也无可奈何。

　　1944年4月，重庆文艺界为纪念老舍创作20周年，在百龄餐厅举行茶话会。这是文艺界的盛事，也是老舍创作生活的一件大事。由于经费无着，参会的自掏腰包100元。与会者有各界知名人士。会上有朗诵、大鼓、武技、相声、魔术等游戏节目，有朋友写文章、送礼物。主持人邵力子说：今日参加茶话会人士的踊跃，足以证明社会对老舍先生敬慕之情。接着，郭沫若、黄炎培、茅盾等相继致辞，赞扬老舍创作的巨大成就，一致称赞他对国家忠诚，对朋友亲切。老舍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谢词时心情激动，泣不成声：今日承诸好友集会纪念，愧不敢当，20年从事创作，历经艰辛，得来不易，我感激大家的爱护，想到自己碌碌无成，不禁百感交集，无法说出话来……

　　《新华日报》对此发表了短评：有人说，中国作家的创作生命很短，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作家能够长期坚持，不因利诱而改行，不因畏难而搁笔，始终为着发扬与追求真理而努力，这样的作家是应该获得社会尊重的，老舍正是这样的名家。

　　这次茶话会，给了老舍很大的鼓励，他要更用心地去写作，决心完成百万字的小说《四世同堂》，让这部杰作“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